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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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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刘梦溪、多梦斋两篇论周汝昌文比较(文/ 图)   

2012-07-07 01:20:24|  分类: 文化漫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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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论周(汝昌)文”鉴赏(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图一]周汝昌先生和他的助手——女儿周伦玲(新华社记者唐师曾 摄于2011年)

    本来,我早就答应了某报,要写一篇大致题为《周汝昌先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文章,却因故迟迟没有动笔。近日偶阅刘梦溪先生和我的一位博友多梦斋分别在新浪、网易博客发表的评论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觉得各有独到的见地,只是视角不同而已。特予并列转发,以供我的博客读者作比较和鉴赏。
    所谓视角不同,我是指一个是从文化史家的角度,理性认识的成分多些;一个是从民间红学爱好者的审视角度,虽也不乏理性,毕竟感性色彩浓些。其间的差异不言而喻,对比起来阅读会非常有趣。我说他们各有见地,则是指二位的评说,都颇有新意,从不同的角度,对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及一生品格,作了发人深省的概括或曰勾勒,可供大家参考。
    其实,刘梦溪先生这篇文章并不是新写的。是他在惊闻周先生不幸辞世之际,摘录自己数年前出版的一本文化史专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的某一章节来重新发表,“以寄追悼缅怀之意”。这份追怀悼念之情,已经十分感人。而且我认为,正是他这旧文重刊的昔日之论,才更显其评价之独到中肯。
    刘先生与我认识交往,屈指已三十一年。真乃光阴易逝!其实他比我大不了多少,几乎算得上是同龄人。然而他的学识、才力、功底和资历,却是在同龄人中一般都难以企及的。仅以我个人的一点印象来稍作形容——当初我俩第一次见面,我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红学新人”,刘先生已是独立主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上中下三卷近两百万字)的卓然大家了。如今,更是成了中国顶级的文化史家。
    以前我曾听说,他6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就因在《光明日报》发表颇有见地的论探春文章而名噪一时。还听说冯其庸先生是他的老师,这我没求证过,总觉有点不像。虽然那时冯先生确是在人大作讲师,如果不是直接教过的学生,那感觉总会有些微妙差异的。我感到最大的一点差异,便是从刘先生身上丝毫看不出那种曾经的学生多半会有的对老师的某种顾忌。比如他这篇重刊旧作的文末,特意注明了是“刊此以追悼刚刚逝去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称周先生为“红学泰斗”,或如这里的另一篇称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为“划时代的红学专著”等等,大约是我这个没轻没重的局外人较早提出来的,在当今多少有些“犯上”——尽管这是绝无疑义的基本事实。若是落到一般对师长有所顾忌的人身上,即使心里认同,怕也打死都不肯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刘先生终究实事求是地说了——还说了其他一些可能会“犯上”的话——说得轻松自如,天经地义。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史家气度与胸怀。所谓“董狐之笔”,即当指此。当然他的论述,不是说一切都堪称定论。但这种独立思考、秉笔直书、不随大流、不忌权势的学术风范,正是当今中国学界所稀缺而最值得珍惜的。

 

 另一位作者,我就不详细介绍了。简单说,多梦斋是我的一个老资格的读者朋友。虽然没见过面,十年前就通过信,我还在甲戌校本第八版新增加的一个附录资料中引录了他的两封信。可到最近才知道,他的博客也办得很有品味,文字功力不浅。

 

 

两篇“论周(汝昌)文”鉴赏(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图二]刘梦溪先生在作演讲

 

 

周汝昌是红学考证集大成者

作者:刘梦溪

来源:新浪 刘梦溪的博客 2012-06-01 01:39:19)

 

    周汝昌先生是诸多红学研究者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他的逝去,不独对红学一科,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都是重大损失。特摘刊拙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论周之专节,以寄追悼缅怀之意。斯人已去,不胜依依,呜呼哀哉尚飨!

                                                      2012年5月31日深夜谨记。

 

    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于1947年12月5日,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提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第二年,即1948年2月20日,天津《民国日报》发表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周说(后胡适又改从壬午说)。当时周汝昌刚30岁,他的红学研究开始就身手不凡。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齐全的辉煌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奭的《永宪录》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惊喜的心情一手发掘出来。《新证》设有《史料编年》专章,引用书籍达一百二十种以上。 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和《曹雪芹小传》等著作,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作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系统的发掘。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成系统的红学一家言。

    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为读者理解《红楼梦》的内容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特殊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经周汝昌一一考证出来并给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岕,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岕赋长诗送别。周汝昌从杜岕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这首诗,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而杜岕为曹寅诗集所写的序里,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途,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

    那末,什么是“陈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辕杂诗》第十一首的小注里找到了线索。诗是七绝,四句为:“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楝亭集》(下)第362页)。曹丕受禅而曹植痛哭,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着对司马氏篡汉的预断,因为曹植于司马氏的野心早有察觉。所以周汝昌发现的这条线索是极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张溥的评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于是恍然大悟,说道:“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

    就是说,陈思王曹植有“臣汉之心”,杜岕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以此可证曹寅也有“臣汉之心”。结论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当时的思想实际,是另一回事,至少明遗民杜岕认为曹寅有“臣汉之心”这桩公案,被严丝合缝地考证出来了。只此一例,即可见出周汝昌先生红学考证的功力。还有根据曹家习惯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个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猷,考慎其相。”从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红学考证来说,的确是一种学术贡献。(且为后来新发现的《江宁府志·曹玺传》所证实。——邓遂夫按)

    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红楼梦新证》的第八、第九章和附录编,就是对这几方面问题的考证。

    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条批语写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许多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但周汝昌先生继续坚执己说,这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邓遂夫按:由周先生首倡,我本人在《曹雪芹续妻考》等文也作过进一步论证的“史湘云说”,最终能否被证实可以另。但刘先生这段分析,在逻辑上是有毛病的。因为脂砚斋这特意落了名款的评语,针对的是书中写史湘云“蜂腰猿臂,鹤势螂形”的身形打扮,在场众人也都取笑湘云“偏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脂砚斋于“鹤势螂形”处批明是拳谱中的“坐马势”,似“螂之蹲立”,说曹雪芹用此四字把湘云“写尽矣”,岂不正是脂砚斋对史湘云其人的某些与众不同之处——比如性格豪爽,爱打扮成假小子甚至练拳之人,没准还真懂拳法——的一种“深知底里”的现身说法?怎会反倒用来证明“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呢?这和80年代周岭兄列举的另一条据称“最能驳倒”我的“反证”属于同样性质第二十八回黛玉高声叫门,晴雯听不清是谁就没开,脂砚斋道:“想黛玉高声,亦不过你我平常说话一样耳。……此刻须得批书人唱‘大江东〔去〕’的喉咙,嚷着‘是我林黛玉叫门’方可。”周岭说,唱“大江东去”者必如“关西大汉”,岂能是女性?我回道:周兄这是把一条非常有利于我的“硬证”当成了“反证”。脂砚斋自称是唱“大江东去”的喉咙,不过极言声音高、嗓门大而已。这和书中描写史湘云“幸生来英豪阔宽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说话总是直言快语、高声大气的性格特征,岂不正吻合!有一句话叫看朱成碧,学术讨论中稍不留神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至于到底是周先生和我在看朱成碧,还是驳难者在看朱成碧,文本的材料就摆在那儿,谁都可以验证。不过,我跟周先生的观点稍有不同的是,我着重论证了在大量未署名脂批里,混入了一些被脂砚斋称为“诸公之批”的男性甚至长辈的批语,这是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另外,畸笏叟也肯定不是脂砚斋。 

    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尽管对红学的学术树义不无学理价值,实际上却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此文为拙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四章第二节的摘要,刊此以追悼刚刚逝去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

 

 

两篇“论周(汝昌)文”鉴赏(文/ 图) - 邓遂夫 - 月亮坝 · 邓遂夫的博客

[图三]邓遂夫带学生田晓爽、秦昕去拜见周汝昌先生并留影(周先生之子周建临 摄于2006年)

 

 

 

怀念周汝昌先生

作者:多梦斋 

来源:网易 多梦斋的博客 2012-06-21 13:42:21)

 

六月一日一早打开电脑,见到红友的提示留言得知周老故去,心头便感到有种震荡性的哀伤袭来,虽然这是此前面对于周老的九十余岁高龄亦喜亦惧的,潜意识中曾存过了一丝思想准备的。当时在博客中转发了这一消息之后,自己在按语中写道:“此前就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早晚要来的,然而却是没办法的事。掬一抔热泪而已!”到也真实的记载了自己的一份伤感和无奈的心境。

二十至三十岁左右读其书想见其人,内心里不时的涌起一种想着要去找他的冲动,现在想想那是单纯的要与他讨论《红楼梦》小说乃至于红学么?实在是欲求解生活与人生之惑呢!所幸后来至三十岁以后,为生活负担及个人自身责任所迫逐渐进入了一个浮躁期,才将那种天真的热望冲淡下来了。如今进入了不惑之年,方才想起来还可以有一点这样的文字……

连续数天来在这种伤痛和无奈的心境下,又开始默默的阅读抚弄手边周老的一些研红著述,甚至还专门利用网络对于这类著作进行了一点条理化的整理。现在回头看,周老的学问是什么样的学问呢,或云周老的红学是究竟是什么学问呢?我想在历来喧闹拥挤的红学世界中,如今注重梳理好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吧。

现在当我再次的仅凭着个人的眼界、能力所及,翻检和阅读周老的那些研红专著之际,我觉得已经大致可以依个人的喜好程度和不带过多感情色彩的,依其传世的价值,来确定一下它们前后座次的排序了。

关于周老的红学研究著述,在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那部为学界普遍赞誉,被肯定为“是任何有志于红学研究的人都无法绕行”的“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的《红楼梦新证》开始,陆陆续续出版了《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的历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的一段时间。

在这一阶段中他的著述让今天的人们看来明显带有朴学的色彩,可谓是与罗、王、章、陈等一班近代诸子接上了学统风气的。试看当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的他,的确是与“带一门学问回中国” 【注一】的时代特色相结合,从而以近代科学的精神开始投入了对本国文化研究和探索(亦可视为是包括着梳理和重估)的。由1947年撰《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到1953年《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他正是继胡适“自传说”的“大胆假设”之后,真正开展起了“小心求证”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证工作。什么是红学?这恐怕是在时下之际,还有相当一部分热心于此的人所没能弄清楚的问题。有人看了我这话或许会笑,认为这是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就是一门关于围绕《红楼梦》小说开展研究的学问嘛!其实这种认识是相当不全面的,从一些不认同周老《红楼梦新证》一书而仅承认其“材料颇为丰富”的学者那个角度看去,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在当年的那个治学条件下,要想这般近乎打捞殆尽的整理出如此丰富的资料,那绝对是要具有非凡的学术功力的。试想,单单是对于这些可以佐证“自传说”的关于曹雪芹家世生平史料的发掘,起码要兼通明清正史、野史、杂史以及宫廷史、家世宗族的谱谍之学,且具备相当广阔的学术视角,而如此来看也就与新史学接上了路儿了。那么做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新红学开山鼻祖的胡适,多年后在海外更对人称赞周老是他在大陆最好的一个学生,就绝非是因为其为人谦和、颇具雅量才有的过誉之辞了。

周老的红学专著,我个人最喜欢的并不是红学界内人士认为最具影响和划时代意义的《红楼梦新证》,而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以为这部书正是他在第一阶段所达到的一个学术巅峰的标志。用周老自己的话说,他这部书所要探讨的是“三大基点”问题:即“《红楼梦》的性质何属的问题;《红楼梦》的核心何在的问题;《红楼梦》的整体何似的问题。”依我浅见,因此所得以确立《红楼梦》是一部“文化小说”的地位及标志,也证明了梁归智先生所指出“周汝昌不仅仅是个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的事实。就我个人而言,做为一个普通的文学、红学爱好者,此书的“中编”尤其对自己今生心灵思想的成长起到了极具意义的作用——简略的罗列一下那些至今仍可出口成诵的文字“其人如玉”、“怎样的人 ”、“前人的理解”、“雪芹‘痴’意”、更如“ 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这些篇章,均为我个人人格、心智之成长及时注入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营养。“文章千古事”,今日回忆起来真是不能不又添如许慨叹。

那么,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渐趋活跃,“红学”热了起来,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当世的三大显学,于是伪学的乡愿、冬烘们也将逐名趋利的目光投了过来!或者在这些人以为“红学家”之头衔易得、然却殊不知真正的“红学家”是不好当的,至此一时间不免是“瓦缶鸣时旗眩乱”了。这一期间中,周老开始注重适应市场化经济的规律,加强在一般读者层面的基础性、普及性工作,因而亦不免广开传播渠道,又有在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人士中谦谦以遵世俗规范,盖寻“统战”以存学统之意也。于是也便不免略嫌失之粗泛,具体的表现则是出书过多、版本杂芜,多一文数载之弊;奖掖后学、广开门墙,有失于良莠之选。这真是一个跨世纪的摸索调整期、一个难能的徘徊阶段。我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先生或是在反过来开始更多的寻求于对自身学术成果的系统化和结构性的体系建设,此或多或少的是受了西学范式所生末俗之制约,而在一定范围和层面上的呈现。对此当时我单凭直觉从旁揣测,到颇疑心是子女们以为取利之法而催迫太甚之故,这想来虽然也未免大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但想来岁月流转以周老的个人学识及人格魅力门庭中人自必有迅至于成熟之时,于是终归于闲正,而使家学亦转而蔚为大观。经此,我们则不难看出大学者似周老者也不是神而是人,且因其行止中的随顺庸然而有血有肉愈加可亲。

周老尝论及雪芹为书实有一意,盖叹人性之乖舛而蓄志别立情教。这里我囫囵吞枣枉改一句《石头记》旧本中的评语——“千古情人贵在痴”,以为颇堪为先生的一个批评写照。试看他晚年在讲坛视频中举重若轻又颇自我陶醉的、想着要把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成果讲得明白透彻了的那番情形,却也真正的是痴心痴情之极的呢!因为我们最终看到的实际效果则未必,却反到把一些纯然的学问浅薄化了,从这一点说到不如钱钟书先生之写作《管锥编》刻意选取典雅的文言,高标规格意绪深蕴。当然,这里如此感慨,却并不妨使我们见出其行谊学问的光辉。

最后是进入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经历了众多波劫之后的周老终于抛开了一切红尘间的名缰利索,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克服自身老病盲目之多艰,在子女的协助下运如椽巨笔,舒胸中塊壘,以求平生为雪芹、为《红楼梦》、为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呕心沥血所期之夙愿能偿,故终有不同凡响之新作《红楼新境》、《寿红心稿》相继问世。尤其是他最后的一部《寿红心稿》,当吾人捧读之际、“红楼珠玉岂寻常”、“环名何意”这样精深巧作之文映入眼帘之时,真似乎回到了二十年以前或者穿越到了二百多年以前,实现着与作者其人——稗圣雪芹的心灵对话。此其又当可视为是先生以沉积多年之研红治学心得,在最后但凭其衷情心曲决意而为之的为后人留了一份蕴意深湛纲目齐备的总结——所称“心稿”则不啻又是一部关乎中华文化的心史!

就学术的个性特色之界定而言,严格的说“五四”以后的红学唯有考证派进入到了一个独具魅力的境界,而至于人物的创作、场景的描写、创作的手法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等,均可归入于其他学术范畴。所以说,红学非简单之学问红学家不是轻易能够当得的,可成为国学之模型,更可此检核学人国学程度深浅。

周老是不朽的,当代学案佳作——岭南羊城胡文辉先生《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将周汝昌列为“正榜头领之九十五——地损星一枝花蔡庆”。在我看来,周先生正是以文化学者之实而终身执红学副业的。作一不伦之比则恰如京剧行当中才艺、度非凡境界、水超出专业名角,而能被公认为是大师级的那凤毛麟角的票友【注二】。

回想周汝昌先生的行事艺术不及钱钟书先生的高蹈出尘,却较钱氏多了几分易可亲。我今日忽然颇痛悔与其同处当世,到底不曾一叩其亲自聆听他一次教诲此亦因自家的谨慎、低调,每存过多的自惭形秽之想(此一种谦退太过“自视甚鄙”的行事态度,亦属中华传统文化所陶冶下的人格特征之一,周老《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书“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一节中曾有此论)。设时下影视歌追星族那般的勇气——哪怕是有其几分几毫的勇气——能拥抱他一下也好

一切都悔之晚矣!权将所作歪诗一首,敬祝老先生一路走好!

  曰:

红楼一梦大奇传,廿四史书融一编。

纵使周公解味,何佚稿未齐全

搜曹氏甄家史,敢断脂斋是红颜。

此际魂归太虚境,长随芹圃列仙班。

 

小  注:

【注一】这是从天津人民出版社新近筹划出版的一套关于近现代学人治学事迹的丛书用名,个人对此感觉出语非常精当甚是喜欢,故于此随手借用。

【注二】如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我国现代文化名人张伯驹,据说他“票”演“空城计”,余叔岩和杨小楼都甘当配角,扮演王平、马谡呢。

多梦斋 于二○一二六月二十日深夜写讫      

古历壬辰龙年五月初二、先生仙逝“三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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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图五] 邓遂夫拜访周汝昌先生(周伦玲 摄于2007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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